黄大仙:当我们在谈论GMAT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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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仙:当我们在谈论GMAT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黄卓明,江湖人称的“黄大仙”,著名出国考试培训专家,香港科技大学MBA。对GMAT已有10余年研究,是SC语法改错中国第一人。

黄卓明

著名出国考试培训专家

本文的最初触发点来自今年六月初,和每年的同一个时间一样的大量纪念回忆文章。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年我们都在重新把这个话题翻出来,讨论种种的假如,寄予各种或虚幻或真实的希望。我想,是否有一个真正具有当下性和操作性的讨论角度呢?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假设:假如历史再给中国人一个机会,让每个人都有参与资格去改变中国的命运,我们可以事先,从现在开始做些什么,让尽可能多的人之参与是有效的,并让这个参与可以导向一个真正对大多数中国人民有利的结果? 

    这一思考,最终将我与自己过去十多年的人生求索思考连结,我想我需要理清这一步步的转变,每一次选择,每个对自己定位的改变,每次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调整。

本文将回答几个关键问题:

1 我们目前从事之教学,和我们希望看到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它是如何,以什么样的路径,与我们的理想连结?

2 这一切如何在GMAT教学中体现?

3 为了体现这一切,我为我的教学设计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4 未来为了更好地实现我的教学目标,我还希望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本文的第一篇,将首先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说到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命运发展的参与(实际上就是民主),被提及最多的顾虑,恰是国民之民主素质问题。虽然不断有例证指出,国民素质与是否实现民主之间并非必要性关系,如印度虽然文盲极多,却没有妨碍其实行民主制度。然则,能否实现民主是一码事,民主是否给国家带来福祉又是另一码事,在此不作展开论述。我想提出的论点是:国民参与水平必然影响民主互动中的效率与民主决策的结果。

如果读者赞同我这一观点,那么我们可以接着考察一下,目前的国民素质组成中,哪些缺失对于广泛参与国家决策的影响是最突出的:

   (1)人口内部文化素质分布之悬殊,实不在财富分配悬殊之下。即便是GMAT考生这个按道理已经在13亿人里面处于文化/智力/财富支配等参数上处于金字塔尖的群体,从我所见的样本,其智力、思维、文化之标准差也非常惊人,用我经常调侃的“物种多样性”来描述并不过分。考虑到我绝无可能影响13亿群体,而且基本上每个国家主要的有影响力的声音都发自占比例极低的精英群体,以下我将主要讨论我能影响的群体可以提高的空间。

   (2)即便是中国受过最良好教育的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缺失也非常突出。其直接后果是:易被操纵,决策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从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上无数的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信息被大范围传播,便可见一斑。

   (3)没有形成关注公共事件,有效地参与共同讨论的习惯和方法论。前者是意识问题,后者是系统训练缺失的问题,后果是,大量的“精英”格局狭小,逐渐向犬儒主义发展。而仅有的公共事件讨论又往往出现情绪化、无关性、程序缺失等问题。诚如温岭实验中证明的那样,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引入和普及教育,对于达到温岭实验的效果起到了很大作用,并非所有的参与,都是跟着感觉走的,应该有理论框架支持。

 

    在上篇中,我们谈到了当前国民素质缺失中,对参与国家决策的水平带来影响最大的几个方面。第三篇将讨论相关的素质的习得以及其与GMAT的关系。 

    GMAC官方一直指出,该考试是测试思维的,但具体来说,这个考试对考生的思维锻炼体现在哪些方面,相关方语焉不详。我认为,GMAT对人的思维的锻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它希望人们养成谨慎地做出决策和发表或者接受意见的习惯。往大里说,就是提高决策科学。这是一个让人终生受益的财富,因为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做决策,而人的人生走向,其实就是自身无数个决策的累积效果。商学院的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决策水平教育,通过引入大量的科学工具,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稳定性。在GMAT考题设计中,由于对问题考虑不全面而存在的可能推理漏洞被屡屡强调,由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对而付出的成本高昂,由于在关键的选项抉择节点使用了错误的判断标准而走上不归路,这些都是对决策意识的潜移默化。比如,看到一个叫做“医生不会告诉你的XX个事情”之类的文章,训练有素的GMAT学生会很自然地提出这些疑问:为什么医生不会告诉你?你调研了多少医生证明他们不会告诉你?这些医生是否有代表性?有什么证据证明医生不告诉你是出于非善意?这些不告诉的所谓信息本身是否值得信赖?

有了这些习惯,人将不容易盲从,被操纵,而这正是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的起点。

   (2) 它引导人们有效地进行讨论。有效的讨论,包括了对讨论范围的界定,对相关和不相关信息的区分,对一个观点提出的过程的分解,识别其中的论据和假设,熟悉基本的论证方式。比如,别人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的时候,能否敏锐地觉察到对方隐含了一个未经验证的假设?讨论过程中,是否总有对涉及定义做出清晰界定的习惯?比如,GMAT从来不会出现“A比B好”此类的结论,因为不知道“好”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相关的题目只会讨论”A的成本比B低“或者 “ A计划能比B计划更节约时间”等清晰可量化的结论。训练有素的GMAT学生也从来不会提出诸如“GMAT要准备多久”之类的愚蠢问题,因为这里面有众多变量无法被清晰描述。

学会讨论,恰是对公共事件有效参与的起点。

   (3) 它希望人们在分析问题,处理信息的过程中体现出层次感和结构感。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问题都有主次之分,学会安排优先级,合理分配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素质。看待问题,能区分其宏观面和微观面,也是极其核心的能力。考题中,考生往往需要通过识别冗长句子的主干,快速地判断选项的对错,并懂得诸如句子完整性的问题与一个固定搭配的对错问题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分析文章的过程中,考生往往需要抽离文章的结构于具体的内容,看到哪些是骨架,哪些是血肉。具备这种抽象能力的人,能够很容易在事物之间找到共性,从具体的事情中找到可推广的规律。

   (4) 它能影响职业习惯,鼓励一些良好的工作或学习方式,提倡专业精神。比如表达的一丝不苟,因为考题经常会让考生尝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教训。比如良好的时间管理,自我管理和情绪管理,因为整个备考过程就是一个微型的项目管理,大部分没有工作经历的考生,需要从中学会自己对结果负责。而这些素质,恰是中国教育体系中没有任何一门课可以教授的。中国普遍的情绪是不安心于自己从事的工作,总想找到不需要太多沉淀马上就有回报的岗位,这就使得对自己工作进行钻研,把看似普通的事情玩出花来的极致专业追求,GMAT的备考过程,给了一个有力的信号,即专业化本身的价值,把一个事情专注做好的意义所在。在嘈杂的中国社会,各个岗位的专业化声音是非常宝贵的,也需要整个社会去意识到专业精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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