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东尼•霍普伍德 (Anthony Hopwood) ,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如果各类评估和排名机构更挑剔，更注重实质而非形式，会对当今商学院的发展有帮助。英国《金融时报》也包括在需要改进的范围内。该报每年的MBA排名中的创意排名未能对创意的来源提供良好指导，鼓励了一种有害的“得分”文化。许多商学院单纯追求在研究期刊上的得分，就是为了提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排名。”
人们普遍认为，商业研究与实践是脱节的，研究人员对自己宣称的研究领域有欠了解。其结果是，大量出版物阅读者寥寥，影响力甚微。
市场营销方面的研究往往固定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心理学理论，对战略功能的研究主要是作为一种分析形式，其他的也是以此类推。
此外，许多商业研究关注的都是组织的顶层，而非深入研究有效行动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因此，我们拥有大量关于治理、结构和战略方面的出版物。尽管咨询公司喜爱这些刊物，但它们是否带来了组织绩效的改善，则仍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反思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很重要。许多商业研究人员可能有一种自卑情结，因此他们迫切想表现出学术能力。对方法论和智力表现的过分关注可能由此产生，从而内容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研究还会受到学术生涯管理及许多学校对研究生产率担忧的影响。研究生产率是以文章数量来衡量的，而非知识的发展。
以英国为例。在商学院建立前，英国有盛产商业研究的传统。英国阿斯顿大学(Aston)、爱丁堡大学(Edinburgh)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的团队，为我们现在对组织设计的理解奠定了基础。塔维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汲取了社会科学理念，将洞察力拓展到社会技术体系。另外还有其他早期的领军者。但如此激动人心的开端往往很难进一步发展，至少在建立独立的商学院方面。
看一下被认为是最好商学院之一的伦敦商学院(LBS)。尽管在研究评估及接受上百万英镑国家研究资金方面，伦敦商学院的排名很高，但它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地位仍是模棱两可。多年以来，我一直在问认识的人，他们认为哪些创意与伦敦商学院有关。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说出一个。
我在伦敦商学院的一次讨论，也许可以让我们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在一次访问中，我遇到的4个人都谈到了他们最新发表的研究论文，却没有提及内容。像其它领先的独立商学院一样，伦敦商学院或许拥有的是一种“得分”文化，而不是一种创意文化。
北欧的许多大学弥漫着一种不同的文化，尤其是哥本哈根大学(Copenhagen)，但也包括哥特堡大学(Gothenburg)、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和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尽管它们的国际研究排名不是很靠前，但它们都展示出了思想的活跃，以及一种与商业团体适度大量互动的模式，而后者是许多更令人敬畏的机构所不具备的。鉴于北欧出产了诺基亚(Nokia)、宜家(Ikea)、Scandia和爱立信(Ericsson)等公司，了解院校和企业如何作为知识型社会的一部分而共同运作的，这很重要。虽然其它学校应该复制这些优点，但也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在北欧大学寻求与自身实力更相称的排名时，它们会效仿其他学校。
对此能做些什么呢？改变并不容易。
在牛津大学(Oxford)萨伊德商学院(Said Business School)，我努力将学校的学术核心包围在应用研究中心之中。应用研究中心可以将学术核心转化为实践，同时将来自实践的创意引入学术核心。但那些学者不喜欢这种干涉，我怀疑它是否能持续下去。
如果企业、政府以及媒体能提高预期，或许会有所裨益。如果评估和排名机构更挑剔，更注重实质而非形式，同样也会有所帮助。英国《金融时报》就包括在其中。该报的创意排名未能对创意的来源提供良好指导，甚至鼓励了一种有害的“得分”文化。许多机构追求在研究期刊上的得分，仅仅是为了提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排名。
安东尼•霍普伍德是运作管理学教授，牛津大学萨伊德商学院前任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