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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大百科专访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下)
文：商学院大百科 鲍佳颖
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希望在民企
商学院大百科问：现在我们一直听一些企业说，在中国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企业家会觉得比较辛苦，他们可能有很多人不愿意在这儿继续坚持下去，想要到外面去看看有没有机会，您对这样一个看法是如何理解的？
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这个问题我确实有一些感受。企业家的主要职能是什么，企业家的第一主要职能是应对不确定性和创新。不确定性有两个，一个是市场不确定性，一个是政策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非常厉害的，政策的变化程度也非常大。所以中国企业家除了要应付市场不确定性，更主要的还要应付政策不确定性，这让企业家们花费了很多无用的精力。
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另外一个就是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很正常，这代表了企业的竞争力。制度创新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同的时候，政策是在变化的，比如说五年前员工可以持股，五年以后上市公司员工就不能持股，我们企业要不断设计对策应付这些变化。应付政策和所谓的制度创新让中国企业家心力交瘁，为了企业发展，都普遍存在工作时间超长的现象。
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很多政策客观效果严重挤压了民企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降到了地点，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从解决就业和提高整个国家竞争力角度看，民企需要社会和政府更多的关怀。
商学院大百科问：您其实是承认过去的十年是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您反对这个现象，您要鼓励民族工业更加强一些。
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国企也是民族工业。但过去十年确实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第一，非常多的领域民企市场占有比例在大幅度降低，第二，国家的投资和整个社会收入结构角度，政府和垄断国企比重在上升，民营的比重在下降。
我看到过一个数字，2012年中国120万家民企总体收入加一起，与前20家国企的收入总和相当，反应垄断国企的集中度是非常高的。虽然有数据表明，中国民企和国企的数量来看，民企还在增加，国企没有增加，但是国企变成超级巨无霸了，那这个统计本身已经是不科学的了。
我本人还做过一个计算：2009年单位GDP的就业贡献率，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集团只有社会平均水平的1/20和1/50。垄断国企占有一半的社会资产，拿走全国55?60%的工资总额，却只提供了8%即2900万个就业岗位。当就业成为巨大社会问题时，我们也不得不对我们以往坚持的增长方式进行一些反思，否则会出现GDP增长越快，就业压力越大的怪现象。
还有强调一点，中国金融体系问题也多，金融总资产比例超过94%都集中在银行，银行对实业尤其民企的服务有效支撑远远不够。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银行的数量太少，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政策保护和垄断造成金融资本优越感强，获利太轻松，与此对应，产业资本沦为二流资本，长此以往，产业空心化现象会出现。所以金融领域尤其银行领域开放迫在眉睫，社会资本进入，将大大降低整个社会的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
前年我做了个统计，中国现在所有的金融机构加起来是3600家左右，其中中农工建等几家巨无霸又占据相当份额，这是非常不理想的分布方式。美国光银行在金融危机前就有10500家左右，金融危机以后跌到了8800家，现在又在10000家以上。美国是3亿多人，中国是13亿人，他们的银行在竞争环境下，才能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家为什么那么累，实际上是因为许多有形、无形的歧视，虽然没有文字规定，但事实上看不见的玻璃幕墙越来越多，包括金融歧视，金融资本的歧视和产业政策的歧视，以金融为例，有统计表明，绝大多数民企的融资成本是国企平均水平的3到4倍，这是一个很触目惊心的数字！
另一个人才歧视也不能忽视，现在我听说很多人都拼命去挤公务员，拼命去挤国企，而民企这几年成为大学生求职排位最末端之一，这是一种悲哀。不是说人才不应该做公务员，不应该进国企，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个度，一旦超过某一个限度，肯定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给企业家一个宽松的环境
商学院大百科问：最近有一些行业特别热闹，比如电商行业。这个行业在过去十年出现了一批领军者，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巨人的史玉柱等等。最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一起说好的，都有要把CEO的位置交给下面一批人的意思。您觉得这是跟他们所处的行业有关，还是说他们在这些年创业的过程中实在是比较疲惫，需要一些身心放松？
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应该非常理性地去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接受一个现实，一个企业做大以后，创始者和最后的守业者大部分时候是分开的，创业者的离任我个人倒不认为是大事，因为像马云这种企业领袖，做企业这么多年，实际上是造一个梦。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从CEO位置上退下来，更多的是关注宏观架构的思考，可能对阿里巴巴未来更有价值。
马云我是非常敬佩的，你能够想到的未来的商业模式，他几乎都想到了。我认为中国未来最有价值的企业是什么？淘宝和阿里巴巴当之无愧，它是一个无边界企业，商业价值不可限量。
另外我也呼吁中国对企业家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从王石事件激烈的社会反映来看，社会非常烦燥。造成社会不公因素很多，包括社会因素和体制原因等，但民间情绪宣泄方式是非常理性的，甚至是简单地把情绪发泄到一些成功人士身上。不排除有些成功人士是通过不太阳光的方式发的财，但是我们现在所仇恨的很多人恰恰是通过勤奋加转型而获得成功的，他们本应成为社会尊敬和学习的对象，但社会情绪面前他们反而都成为被声讨者、弱者。简单地让民众的情绪和精英领袖或者商业领袖进行对立，对这个社会的负作用是很大的，尤其不提倡把企业家的商业行为和私人生活混为一谈，毕竟企业家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企业家本应成为意见领袖，现在中国大量企业家集体失语是很不正常的。
商学院大百科问：但也有一批企业家很想当学者，一直在发声音。
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中国存在典型的追星效应，有一些明星企业家利用这一点，他们发声音其实就是广告费，为企业做市场营销。
商学院大百科问：您作为以前的金融界精英，现在的教育家，为了激励企业家还可以定位为社会活动家。您觉得从对中国的舆论影响来看，这几种角色分别应该做怎样的事情？
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我并不把自己当成社会活动家，我还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踏踏实实做实事的，在教育行业做一些教育探索的人，连教育家都谈不上。在中国现在这个转型阶段，很多事情都没有理清楚，各个阶层都有各个阶层的烦恼。你比如说做金融的，做银行的不被尊重，大家认为现在垄断体制下谁去做银行都能做得好；做信托的发展快，但如履薄冰，但刚性兑付成为信托公司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担心风险防范，担心政策变化。证券行业这几年有点受压制，行业边缘化，经营压力大，社会地位不高；实业家压力更是大很多，面临的常常是生存风险。做教育的也一样有多样烦恼。
在中国，教育行业全民关注，因此教育机构背负的思想十字架也是最重的。以继续教育为例，常常陷入国家政策与现实情况脱节的尴尬，常常面临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取舍问题；常常面对高校的行政化管理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关于继续教育领域的探索，都是在以上几个领域的边界进行创新、实践，从而创造出对社会发展最有价值的模式和方法，我们在比较辛苦地坚守着一些东西。
可喜的，我们的坚守是值得的，中国的继续教育工作者的思考和实践已走在全球的前列，我们学院连续十年的50%以上增长表明企业对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坚定，我们越来越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这也是我们的最高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