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1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办第四届诺奖得主中国行深圳站。基于“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理论和实践而获得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尔文?斯（Alvin Roth）教授亲临深圳与交大教授和上海交大 - 英国曼大管理学博士（DBA）在读学员就“市场设计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展开热烈对话。
参与对话的嘉宾有：
周林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
高全建 DBA在读 高思研究 总裁
万庆棠 DBA在读 广东玉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郑斌 DBA在读 皓冠（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照片：Roth教授和上海交大 - 英国曼大管理学博士（DBA）部分学生的合影
有关市场设计理论的阐述：
人们在市场买卖水果、在证交所买卖股票；学生与学校相互选择、肾脏捐献与移植；其实都是一个个市场，只要具有丰富、流畅而且安全的交易，都可以看作市场，只是其中像前两者的市场以价格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因素，而后两者运用自由市场的理论是失灵的。你有权利选择，同时你也在被选择，需要根据细节进行市场设计，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能靠价格来调节市场。这还考虑特定情境的要求和伦理道德限制，比如避免出现转移支付的情况。
我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解决中国问题可能不是我所长。中国的市场设计必须由中国的经济学家来做，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
诺奖案例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周林：
中国目前已经可以直面过去在肾移植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这值得高兴。但更重要的是下一步如何走？中国市场比美国大很多，人口是美国的4倍，在医疗资源配置等方面都是有需求的。如何让资源更公平、有效地配置，而不是跟过去一样，仍然让权利起更大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设计在医疗资源领域可以有非常直接的应用。
用市场设计解决入学问题的话，在中国很相关的是大学入学机制。美国的大学要实现罗斯的“市场设计”是比较难的，因为美国大学采取自主招生，而非计划经济。大学如果不愿意加入你的体系，市场设计无法完成。但是中国的公立大学作为中央统一调配的教育资源，倒可以用市场设计的办法来做。当然这中间会牵涉一些技术问题，我国不大可能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但可以在小范围内尝试。
例如现在的MBA招生，对学生有限制，每人每年只能报一所学校，不能同时报几所学校。这就碰到一个问题，同学很纠结。我如果报了最想去的学校，可能竞争太厉害进不去。进不去的话，参加调剂就会掉到落后很多的学校。学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报一个相对容易被录取，排名还算可以的学校，却不是自己的第一愿望。罗斯说的两个案例在中国应该都有相当直接的应用。
高全建：
罗斯的研究成果和我们DBA的每一个学生所涉足的理论都有交集，我们目前所从事的研究都可以归类到市场设计的大范围内。市场设计理论到底能不能和中国实际相融合呢？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实际推广仍然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前几年，我们一直讨论制度优先，还是技术优先。我的答案肯定是制度优先，在制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市场是行不通的。市场设计理论要推行，需要一些先决条件。
首先、必须是契约社会，契约精神需要成为人们共同的认识。其次、需要是公民社会，人们崇尚公平、正义，希望为他人带来一些幸福。再次、所有的出发点需要以人为本。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诠释成了所有东西、所有事情都可以用钱来交易，从而滋生出各种奇怪的东西，每一个犄角旮旯都充斥着铜臭味。中国的商业走到比较极致，但还原回来的话，正如罗斯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都能靠价格来解决问题。所以，从微观层面看，他的理论在中国是可以实现的，有很广泛的应用。
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那只手还给市场
郑斌：
如何防止政府的手又过来干预市场呢？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同样是市场设计理论，应用到西方的一个法制、自由的经济里和应用在中国的转型经济里有什么不同？一个是小政府，一个是大政府，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中，哪一种应用市场设计更有效？如果我们的政府权利可以掌控经济的各个分支，是不是在市场设计上更有优势？
但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对市场设计的应用，要看每一个市场的现实条件，要把那个市场研究透。
万庆棠：
市场设计的理论是有市场效力的理论，但它是今天的中国比较难实现的市场设计或者叫制度设计。我得到的一个启发是，任何一个制度设计和市场变革，可以从学者的理论来指导市场并提高效率，这十分可取。这并不像我国市场一样，从政府的行为来控制市场和引导市场。
站在我们自己国家的市场的角度，罗斯的理论起码要经过漫长的应用和实践。中国的市场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来学习，来进入到自己的市场设计和制度设计。政府应该习惯把经常伸到市场上的那只手缩回去。
中国式市场设计的思考
郑斌：两年前我申请DBA时，准备研究课题，题目是“如何通过绿色电子商务，促进国际贸易的低碳化发展”。这涉及到两个不交叉的市场：国际贸易和碳交易。但我希望通过一个媒介“绿色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它设计一套市场机制把这两个市场有效地融合在一起。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工厂确实出口大量商品去全球，但污染严重。大家都很关心污染问题，可中国并没有实行强制性减排。我的思考是，可不可以有一套机制，让更多企业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能积极参与到碳减排中。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当时在Google上搜，看有没有市场设计的理论支持，偶然看到罗斯的网站。我对他的市场设计理论非常感兴趣，看看能否应用到我的研究中。没想到一年后他拿了诺奖，真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他的理论对我目前的研究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高全建：
要想在中国实施市场设计，需要引入没有偏见和利益的第三方。这有关政府转型。这个话题很敏感，很多人不敢去触及。政府要变成服务型政府，把资源配置的权利还给市场。这样政府就没有办法涉足要素领域，想寻租的人也无法寻租了。此时的市场设计要基于公正和公平的理念，中间产生的平台不是为了赚钱的。
说到中国的火车票的问题，表面上是供求不平衡的问题，但是深层这不是单单火车票的问题，这是中国每一年的大迁徙。当你的户籍问题，没有解决，农民工没有获得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时候，他每年要回去，这造成我们的运力在短时间内的不足。这要靠解决深层问题入手。这时候政府的那一只手出来了，寻租就出现了。这要从整个城市管理系统的设计入手。
周林：
美国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员愿意听取学者的意见，比较直接、比较接近。其他也有国家和地方政治家和学者的关系更接近。我们国家的政府和学者之间的关系比较远。政府只有想听什么话的时候，才把相关的学者找去，中国政府的官员和学者的交流并不顺畅。
如果要让经济学家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让罗斯的理论用到中国。其实这些经济学原理是普适性的结论，并不存在说，这些理论在中国不适用，只适合西方社会。如果要推进，要转变政府的作用，转变政府官员的认识。这两个问题转变后，市场设计的理论就会推进得很快。
这可能触及利益集团的问题。就像总理讲的“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困难”。如果中国政府下决心做，经济学家非常愿意呼应。我们不仅有学者，还有很多有实践经验的业界精英，都有很多想法和很多好的做法，都可以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