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文：商学院大百科 鲍佳颖
成人继续教育不是卖文凭 - 从知识补偿走向激励推动
商学院大百科问：中国的教育具体到管理教育究竟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中国的教育发生了、也正发生着越来越多的变化。我个人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高等继续教育分为三个阶段，从学历补偿到知识补偿，到现在教育担当起一个新角色-即激励和推动的角色。
学历补偿是指文革以后，整整好几代年龄结构跨度很大的人由于丧失了获得系统的学历教育的机会，产生非常迫切的学历补偿的需求,以自考和夜大为主。但80、90年代以后国民教育体系发达了，学历教育系统化，学历不再成为大家学习的一个简单目标，学历补偿教育慢慢推后，以知识补偿和能力培养的教育成为继续教育主角。
商学院大百科问：您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高等教育机构的话，卖文凭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再长期做下去了？
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文凭是个刚性需求，跟人口基数有关。我只是说像以前那个特定阶段的对于文凭的集中大量需求已经减少。文凭之外，人们要的是知识补偿。
什么概念呢？这里有必要引出“知识的半衰期”概念。这是哈佛大学数学家萨缪尔?阿布斯曼（Samuel Arbesman）提出的，他发现随着社会发展，知识的获取、发现、传播速度非常快，知识更新速度呈指数级上升，半衰期越来越短。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以前知识的半衰期大概是一百年，简单说大学毕业以后，所学知识到他接近退休的时候，还有一大半都是管用的。现在知识的半衰期差不多是五年。也就是说，一个大学生从毕业走出校门的那天开始，五年以后你的一半知识已经是要被淘汰的知识，高级工程师的知识半衰期更短至3.2年。所以社会发展得越快，知识的变化速度越快，一个人的传统学历教育已经很难满足他的整个工作的需求，这就存在一个持续学习的客观需要，这种需要就是我们所讲的知识补偿，也是学位后教育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大学三项职能“教学、科研、为社会服务”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商学院大百科问：我们经常看到周六、周日很多院校里坐满了各种各样来读书的成年人。交大海外教育学院的教室里人头攒动，校园里车满为患。
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是的。我们做过一个简单曲线吻合分析。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力甚至房价、薪酬水平，跟一个地区的学习力成正比。如果要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我就打开当地报纸，看报纸上的教育培训广告。第一看数量，第二看培训内容。上次我去西部某城市，报纸上大篇幅的广告还是语言培训、出纳证书，会计师、施工经理等证书培训占绝对优势，这证明当地还没有分享到经济最前沿的成果，企业在人才竞争层面还是比较初级的，因为教育培训和各个地方的人才需求是紧密相关的。相反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金融工程师、创意、电商、连锁、CFA、RFP、企业大学、标杆学习、嵌入式学习、跨界学习等最新的行业人才需求项目成为培训的主流。
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的一个口号，在整个继续教育领域影响深远?“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她激励太多的职场精英闲暇时间在知识的陪伴下，在同窗的激励下度过，这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是很可贵的。
中国企业家的世界话语权还很小
商学院大百科问：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商学院从国际上请进来，开设中外合作项目，这两年您又开始组织让国内的CEO和经理人走出去，这两步是怎么安排的？
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多年虽然很快，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熟度、纵深度，还有可持续性我一直比较担心。最近和我们CEO班的几十位同学去美国西点军校和加州伯克利分校进行了访学，在华尔街和到硅谷与高盛、IBM等企业巨人进行对话，一个感觉是，在世界商业文明规则框架下，来自中国的声音其实很小，在很多方面我们都被忽视，我们被重视主要因为巨大的市场容量以及成长性。
所以我们对国内大企业家的培养，一开始就要打破这个国别限制。我们不再满足于成为关起门来的巨人，我们要引入、理解别人的商业语言和管理思想，让中国的企业家更多地参与到世界商业游戏中，扩大他们的话语权，甚至影响和推动国际商业规则的制定，最终成为有真正全球影响的企业和企业家。
商学院大百科问：中国的商业教育如何解决海外教授对中国事务水土不服的问题呢？
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和近20个全球著名的大学和全球非常有影响的行业协会、专业协会进行合作，包括伯克利、哥伦比亚、多伦多、剑桥、牛津大学等，几乎每个课程我们都有一个高水准的国际合作方。
这样的国际合作有一定局限性。国外的老师背景不一样，商业积淀也不同，授课方式也不一样，他所讲的案例跟中国基本上离得都比较远。在这种情况下，要让海外著名大学的商学院教授到中国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商业传导，这里肯定有一些沟通方面的不通畅，尤其加上翻译，很多思想的表达很难被中国本土的企业家心领神会，因此常常造成大牌教授授课效果也与预期有距离。
商学院大百科问：您现在怎么补偿这个沟通上的缺陷？
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通过两种路径，第一、尽可能地找一些有很好的学术水平，语言表达不成障碍的华人教授。第二、我们希望教授们多关注中国案例。我们有一个多伦多大学Powers教授，是罗特曼商学院的副院长，著名教授。第一次来中国上课时，他把本科生上课的教材带来了，他认为中国的商业发展和他们本科生差不多。结果第一天上完，他一晚上没睡着觉，醒来四次修改PPT，他说没想到我们的企业家水平这么厉害。第二次、第三次再来授课，他会不断地关注中国的案例，不断地研究中国的政策，就成为了一个受欢迎的教授。
还有很重要一点是要去做学员的工作，要跟学员们说你在这儿接受的不是一个“术”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想的启迪。思想启迪方式可能有差异，但不得不承认人家的商业积淀要比我们长得多，人家总结的东西肯定要比我们深刻得多，现阶段可能不一定适合我们商业环境，但肯定是我们未来发展绕不开的道路。所以如果要静下心来好好地去听，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对你未来的启迪比中国教授来得更深刻和长远。
不要一棍子打死人脉和平台
商学院大百科问：我们经常听说，老板上课是为了人脉，但是我觉得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和提炼，是做一个正面激励，而不仅仅是为了拉拢生意关系。
交大海外教育学院执行院长王红新：人们对商学院的理解进入一个误区，有很多人认为读书就是为了获取人脉，这个看法不错，但不全面。我总结下来商学院的功能包括几个字：知识、平台、家园。知识是学员贯穿学习过程的核心内容。这点大家都认可。但是平台也是他们读书价值之一，我们不能把平台一棍子打死。
在中国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平台是坏事？因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传统认知里，平台意味着“走后门”、“熟人经济”，容易产生内幕交易和以权谋私，不公平。但我个人认为平台本身是中性词，不通过平台一样可以滋生腐败。商业交换本身就是平台经济，包括证券交易所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的平台，在这里大家进行信息过滤，以最小成本进行交换，否则交易所又有什么价值呢？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就是研究交易成本的，只要排除好各种负面因素，平台越大，意味交易成本越低，商业贡献越大，对企业有利，社会福利总贡献越大。
另外，平台还可以起到“正向激励场”作用。说实话，中国的企业家是孤独的、封闭的，因为中国政策和商业规则的多变性，造成非常多的企业家有很强的防范心理，他不太愿意敞开自己的心声，长久以往对中国企业的生命周期和竞争力是有很大副作用。但在这个学校的平台上，大家经历相似，背景相似，企业规模相似，遇到的困惑也相似，交流就会很畅通，对企业家廓清思路、宽广思考大有裨益。我们的全球CEO班都是些国内非常著名的大企业家，每次他们的闭门论道真的很有启发。企业的每个转折点怎么处理；怎么去获取融资；怎么处理好资本、政府的关系、怎么进行内控建设等等，大家的思想碰撞特别有价值，也是课堂上绝对学不到的。很多企业家通过学习以后，在平台的激励下，找到企业发展的大方向。
第三个是家园，家园是一种认同感、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能成为约束所有行为的规范。中国现在有非常多商业底线屡屡被突破，我们现在的毒奶粉事件，表面看起来是非常基层的劳动者个体行为，但实际上是商业文明的传递出了问题，社会没有形成一种很好的商业道德氛围，这就需要有一大批好的商业楷模出现。大企业家尤其中欧、交大、清华等培养的大企业家，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他们首先要构筑自己的商业高地，然后才能不断影响行业、影响行业内中小企业家，乃至影响普通的个体商业劳动者，社会的商业水准才能真正提高。
